当我们还未从AI技术的突飞猛进中回味过来时，却猛然发现：AI时代并没有终结资本主义，却将它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悖论：生产力越解放，分配越失效；系统越智能，人的主体性越多余。这不是技术的失败，而是资本逻辑在自身极限处的自我瓦解。而黄昏之后，或许是另一种可能的黎明。

AI武器化为何不是简单的技术升级，而是一场战略上的自我绞杀？石油美元为何从“霸权工具”变成“滞胀枷锁”？当“中等强国”纷纷组建联盟、全球南方集体“不选边站”，单极秩序还能撑多久？

2025年3月28日，在《文化纵横》举办的“当代资本主义危机与世界未来学术研讨会”，上海财经大学教授曹东勃以《毛泽东的战略预见与“绞索”的当代形态：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中的美以伊战争》为题发表演讲。曹教授指出：毛主席当年的“绞索论”在今天的AI依赖、能源金融霸权、战争融资阶级政治和全球南方觉醒中演变为四重新绞索，霸权正被自己的扩张逻辑反噬。

网整理演讲全文，供各位读者参考。

曹东勃：

各位前辈、各位同仁，大家好。

我记得十六年前刚开始从教，在华东理工大学工作时，旁听曹锦清先生的课，他就讲了大致这样的意思：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往往是死去活来。这几年为了教学，也为了研究，手头常备的是毛、周、邓、陈等人的年谱、文选、文集。越来越感到他们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很多极富前瞻性的战略预见和战略判断，在今天依然让人惊叹。

3月18日国台办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美国如持续在中东作战，中国大陆会不会趁机对台湾采取行动”，这其实不是一个新问题了。最近围绕中东问题翻阅《毛泽东年谱》，发现从1950年到1975年，他先后讲过45次，而1958年一年就有16次之多。

1958年7月，伊拉克革命爆发，美英军队紧急登陆黎巴嫩与约旦。远在北京的毛泽东，洞察到一个影响深远的战略规律。他做了一个令世界震动的决策——炮击金门。当美军第六舰队从地中海紧急调往台湾海峡，又在红海与太平洋之间疲于奔命时，毛主席形象地说：美国在全球各地的军事基地和干预行动，正是套在自己脖子上的绞索。今天看来，毛主席当年的战略预见不仅没有褪色，反而在新的条件下显现出惊人的历史穿透力。

1958年8月23日， 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开始炮击金门。

毛主席当时指出了帝国主义的根本悖论：“它越扩张得大，力量就越分散，反对的人也越多，事情就会向它的意愿的反面发展。”他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美国就像一个用双手抱着一大堆鸡蛋的人，鸡蛋堆得满满的，可是一动都动不得，稍一动鸡蛋就掉下来了。当美军在黎巴嫩、台海、欧洲之间“拆东墙补西墙”时，所谓霸权，就成了毛主席所说的“到处都有，结果是到处不顶事”的虚张声势。

毛主席也敏锐意识到，帝国主义的扩张非但不能压制民族解放运动，反而会点燃“干柴”，加速自身霸权瓦解。他认为，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本身就是最好的反面教材，会激发全世界的反抗。他断言紧张局势没有什么可怕，紧张局势恰恰可以教育人民。他进一步将“中间地带”与反帝斗争联系起来，他说：“现在世界上有三个主义，一是社会主义，一是民族主义，一是帝国主义。现在帝国主义同民族主义打仗。民族主义说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共产党也说它侵略。”

如果我们把毛主席的绞索论加以展开，对于当下的美以伊战争，似乎也可以说，实际上出现了四道更为复杂的新“绞索”。

第一根绞索：AI依赖与技术的自我反噬

佐利克在《论美国》一书中写到，约翰逊总统希望通过军事升级行动达到体面撤退的结果：“1965年中期的时候，这位总统问他的幕僚们：‘我们怎样才能脱身？’幕僚们回应说，应该再派更多的军队去，然后谈判。”对体面和赢学的执念，让美军在越南战场付出巨大代价。越来越多披露出来的信息表明，美以伊战争确实是“第一场AI战争”。

传统的相互确保毁灭战略建立在理性行为体与可预期的报复之上。对于依赖博弈论模型的AI而言，面对一个“不惜一切代价”的对手，其计算出的最优解可能就是先发制人并彻底摧毁其报复能力，而这恰恰是中东现实中最危险的升级路径。但AI无法估算“弱者的武器”。AI越是精准，对手就越倾向于用混乱对冲精准。试图用算法掌控全局，却迫使对手成为算法无法捕捉的“黑天鹅制造机”。

1960年，毛主席在北京会见斯诺并回答“有些美国人害怕中国一旦有了原子弹，就会马上不负责任地使用它”的提问时说：“不会的。原子弹哪里能乱甩呢？如果我们有，也不能乱甩，乱甩就要犯罪。”

他还语重心长地谈到：“不管美国承认不承认我们，不管我们进不进联合国，世界和平的责任我们是要担负的。我们不会因为不进联合国就无法无天，像孙悟空大闹天宫那样。我们要维持世界和平，不要打世界大战。我们主张国与国之间不要用战争来解决问题。”

这是一个大国领袖对于战争与和平这一重大问题的郑重思考和庄严承诺。而今天看来，AI武器化的危险丝毫不弱于核武器，不仅仅是误炸之类的问题，更主要是在忽略人的非理性因素情况下，将越来越多的决策权交给尚未完全理解、也无法完全掌控的技术系统，本身就是一种战略上的自我绞杀。

埃德加·斯诺与毛泽东

第二根绞索：能源金融霸权的滞胀绝境

美国策动对委内瑞拉的突袭，对伊朗的极限施压，表面上是要控制石油，实则暴露了“石油美元”体系深层的焦虑。然而，这种以武力强行维系霸权的方式，正在制造一个更为致命的反噬——滞胀。3月18日美联储“留守”主席鲍威尔的最新表态表明，美国正日益逼近一场如履薄冰的“均衡态”，或者说“政策绝症”：加息不能，降息不敢。

一方面，地缘战争与关税壁垒导致成本推动型通胀顽固不退；另一方面，非农就业增长已逼近零点。这种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的恶性结合，彻底否定了传统宏观政策的有效性。更深刻的危机在于美元信用的自我侵蚀。

当美国自身成为最大的地缘风险制造者，当“石油危机”的记忆被唤醒，各国央行开始反思：将资产配置于一个货币政策已陷入绝境、动辄将金融系统作为战争工具的国家，是否安全？美国越是展示金融霸权的“獠牙”，就越是加速自身经济根基的瓦解。

第三根绞索：战争融资的阶级政治

战争终究需要买单。当美国政府债务首破39万亿美元，当特朗普政府既无法增税（政治极化）、又不敢印钞（通胀反弹），战争融资的矛盾便转化为尖锐的阶级对立。战争融资方式的选择，本质上是“打赢战争”与“维持执政地位”的权衡。美国政治学者泽林斯基在《国家如何支付战争》一书中揭示了这一核心命题。

当代美国深陷债台高筑、通胀抬头、阶级矛盾激化的战争融资悖论。战争很容易导致通货膨胀，因为商品要么是优先服务于战争，要么是战争本身限制了商品的生产和流通进而导致物资紧缺的局面，更何况是石油这种具有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风向标意义、具有核心地位的大宗商品。

美伊战争之后，我们已经看到石油危机对于农业危机的先导性：化肥已经深受影响。当下正值北半球春耕，这种状况与2008年从油价飙升到全球粮荒到全球金融危机的路径高度一致。MAGA“美国优先”立场也会与战争融资逻辑发生尖锐冲突。MAGA运动基本盘正是那些在全球化进程中利益受损的中下层白人，他们反对对外干预，反对为“别国的战争”消耗美国资源。“大炮与黄油”的权衡抉择，必定会进一步勒紧战争融资这条“国内绞索”。

第四根绞索：“中间地带”的觉醒与全球南方的战略自主

这是最具质变效应的一根绞索。“中等强国”的生存焦虑与霸权压迫的因果关系。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分析大国兴衰时，曾认真讨论过“中等强国”的脆弱性。2026年，这种“中等强国”的焦虑在达沃斯论坛上被加拿大总理卡尼一语道破。

此后不久，卡尼又多次提及这一概念，更与挪威、瑞典、丹麦、芬兰和冰岛组建了所谓“中等强国联盟”。在美以伊战争期间，一众欧洲中等强国也与之渐行渐远、离心离德。霸权压迫与中等焦虑，是因果关系的两面。从“中间地带”到“全球南方”的被压迫者觉醒的浪潮日益强劲。毛主席对“中间地带”（中等国家）的思考，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

2026年1月20日，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卡尼发表了题为《旧秩序不会回来了》（The Old Order is Not Coming Back）的主旨演讲。他在演讲中直言“我们正处于断裂之中，而非过渡期”，措辞强硬，直指美国。

1956年他分析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的美英法矛盾，说美国在中东的策略本质上是“借刀杀人”。1957年他谈了“两类矛盾、三种力量”。1974年他提出影响深远的“三个世界”理论。当代“中间地带”的战略自主实践正在发生对美国的反噬。

在2026年美以伊战争中，全球南方国家展现出日益成熟的战略自主姿态。欧洲、印度、土耳其、伊拉克和其他海湾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显示出“不选边站”的姿态，这种共识一旦形成，便成为套在美国脖子上的新“绞索”，其全球行动的自由度被大大压缩。

面对这种历史变局，中国应当如何自处？

首先是底线思维与战略自主的统一。在核心利益问题上，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空间；同时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身立场。

其次是推动全球南方的团结与赋能。从“中间地带”到“全球南方”，被压迫者的觉醒正经历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变。中国通过“一带一路”、金砖合作、全球发展倡议，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自主发展能力，这不仅是经济合作，更是在单极秩序松动的裂缝中，培育新的战略空间。

其三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霸权逻辑。与美国用“唐罗主义”划分势力范围不同，中国主张“共商共建共享”；与美国动辄使用武力不同，中国主张对话协商；与美国以意识形态划线不同，中国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

最后是加强对美研究的科学性。1960年，毛主席在与斯诺谈话中坦承：“我们在对美国的研究方面有很大的缺点……要有一批人专门研究美国，注意美国各阶层的情况。除了上层的以外，你所说的那些中层、下层的舆论我们也要注意。”

他还特别提到：“我们发的新闻，美国人看不惯，看不顺眼。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都是美国的两大通讯社—美联社和合众国际社，英国的路透社和法国的法新社的新闻。它们并不见得能反映你所说的中间阶层的情绪。”

所以一方面，要密切关注美国决策层的战略动向，及时研判“唐罗主义”等新的政策趋向及其外溢影响。另一方面，也要深入了解美国社会各阶层的真实情绪，特别是“中层、下层”的舆论。今日美国社会的撕裂与极化，集中体现在中下层民众对建制派精英的强烈不满。

2023年1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相较于以往历次纪念活动中的公开评价，特别增加了这样一句表述，他是“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伟大国际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胸怀天下，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真正做到了“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

我们回望1958年炮击金门的决策，有一种很具代表性的倾向，将之理解为单纯的基于本国的视角、利用国际局势的紧张顺势而为采取的某种策略。这种解读，低估了毛泽东主席以及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鼓与呼的赤诚与坦荡。对于1958年的中东危机，毛泽东曾断言帝国主义的终局：“美国最大的困难是，世界舆论不在美国方面。这是他们没有考虑到的。美国这次很慌。它从来没有吃过亏，在朝鲜战争中吃了小亏。这次没想到这么多人反对它。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中东这次我们胜了，肯定的，敌人要退的。”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从“中间地带”“三个世界”到“全球南方”，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四大全球倡议，中国外交初心一脉相承，从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系统回答。

历史的绞索，终究会套住那些试图以武力奴役他人的人。作为深度融入世界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有智慧、有能力在惊涛骇浪中保持定力，有责任、有担当为人类文明探索新路。这是我们对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最好告慰，也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历史和人民的庄严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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